2017年3月25日 星期六

商業主義霸道下大學 - 從香港大學說起

香港大學理學院最近宣布下學年取消「天文」和「數學/物理」兩個主修課程,引起強烈反彈,原因之一是理學院院長說:Students have simply voted with their feet
這個說法讓人想起超級市場的經營方式,貨架上暢銷的貨物會加貨和移到顯眼位置,滯銷的貨物則會停售,決定純以爭取最大金錢利益為依歸,不用管貨物是什麼東西,以及貨物具有什麼社會意義。院長的說法等同認為:大學是商業機構,理學院是超級市場,課程是貨物,學生是顧客,反映數十年來大學教育界在香港社會重商大勢的壓迫和薰陶下,商業主義佔據了大學高層的思維,使他們忘記了大學的本質,忘記了教育的本分
大學的根本社會責任是守護、承傳和弘揚人類社會的知識和智慧,讓知識服務人群,為大眾的美好生活作出貢獻。英國的劍橋、牛津,美國的哈佛、耶魯,中國的北京、清華,都在歷史的長河裏交出成績,為時代開出思路,引領社會面對轉變,協同構建宜居的社會環境,幫助解決人民安居樂業的問題,因此成為世界尊崇的學府。在這些大學的運作中,主要的考慮因素是學術價值和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會是某個時刻仍然處於朦朧時期和有待教育的學生的選擇。
過去數年,香港大學的校長在多個場合向舊生表示,要把香港大學辦成「偉大的大學」(GREAT UNIVERSITY),令人對未來頗有冀盼,期望港大拿出遠見、世界視野、胸襟和氣魄,立足學術,放眼人間,幹一番事業,積累功業,成為東亞的劍橋或哈佛。可惜現實裏我們見到的是另外一個版本。
香港的大學包括香港大學,資助主要來自公帑,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發放,辦學無可避免受到教資會的節制。1993年起,教資會歷任主席是梁錦松、鄭維健、林李翹如、史美倫、鄭維新和唐家成。梁和林李是銀行界,另外四位都與金融證券界有密切關係,因此商業思維,尤其講錢的傾向,對大學有很大的影響。教資會治大學如治公司,講成果(outcomes),講關鍵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總之要量化,講數字。大學的崇高目標無法量化,無法在商業運作體系裏表達,結果漸漸湮沒在教資會和大學之間的文山會海之中。大學裏瀰漫講「錢」、講「效率」、講「爭取資源」的氣氛,學生多寡決定眾多學系和課程的命運,教授變了寫資助申請書的機器,大學甚至要開班教教授撰寫申請書!
如今守護和承傳知識漸漸變成陌生的概念,大學變成商業運作,念茲在茲的是「爭取資源」、「提高效率」。經過多年發酵,教資會和大學高層錯誤地把學生數目視為業績,形成「學生少」是低效率的觀念。多間大學的冷門學系,無論對學術或對人類有多重要,都要面對撤科、撤系的壓力,今次香港大學理學院撤「天文」和「數學/物理」主修,只是冰山一角而己。
院長就撤消主修課程說得很白:「本系不能負擔學生很少的主修或課程,我們必須高效率地運用資金,我認為教授小眾課程效率太低,浪費時間,教師的時間應該用在提高教育較多學生的質素。」 The Faculty cannot afford to mount majors or courses that have small numbers of students,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use the funds provided to us efficiently and teaching niche programmes is I am afraid too inefficient and results in a waste of academic time that is better spent in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for larger numbers of students.)但是對被撤主修課程的學術意義則隻字不提。
「數學/物理」這個主修課程,跟一般的「數學」或「物理」主修不同,焦點在理論物理學,這個主修是物理學的皇牌,因為物理學理論的突破,往往聯繫到新的數學範疇,如相對論和黎曼幾何學、粒子物理和纖維叢理論及稍後的弦論等,為此專門組織兩科緊密配合的主修課程是必要的,以便創造條件給高能力同學走到近代物理學的前緣,為未來的物理學培育人才,這個主修課程是香港大學走向「偉大的大學」的構成部分。
至於「天文」主修課程,範圍覆蓋物理學研究的兩端,即是極大的宇宙和極小的粒子,是物理學最古老但又充滿活力的一支。由於太空觀測科技突飛猛進,現在是天文學大步向前的時機,「偉大的大學」豈可置身事外?事實上,北京大學甚至設有獨立的天文系,香港大學此刻撤科自殘,等於主動從「偉大的大學」名單缺席。
談了兩個主修課程的學術價值,讓我們回到學生「用腳選舉」的問題。我們必須認清大學究竟為誰而設?大學是知識的守護者和承傳者,是為社會而設的。大學的教學工作,是從中學接收學生,透過課程授予知識,以多元的學習機會豐富他們的閱歷,培育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的成年人,畢業後輸送給社會,讓他們以知識和德行參與社會生活,協作建設宜居的生活環境。社會是接收大學工作成果的群體,因此社會才是大學的顧客,學生不是。
大學提供什麼課程,應視乎社會的需要,要成為「偉大的大學」,則「社會」是全球人類,不再限於香港一地居民,因此課程對全球人類的學術意義成為主要考慮。有些課程因為其特殊性或高要求,例如哲學和今次牽涉的主修課程,學生數目少幾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由於它們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社會意義,大學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堅持提供課程。大學必須認清學生不是顧客,大學的存在不能依附在學生的喜好之上,更絕對不應以「學生少」或「學生以腳投了票」為由,取消有重大學術價值的課程,反而應該多做工作,教育學生認識這些課程的重大意義和提升相關的教學和支援,促進更多學生報讀才對。
講到底,今次撤銷課程事件反映香港社會給商業主義牽着鼻子走的現實,大學的決定是在這個現實下的潛意識反應,至於有關課程學生少,則反映一般學生受「向錢看」社會氛圍的影響,失去了對自然世界的興趣。
時至今日,我們必須知道,香港的長遠未來全賴我們把握好科技創意,大學是做好這件事的關鍵,但是商業主義的長期霸道,令各大學陷於短視,沉迷於「效率」、「資源」,丟掉學術觀和世界觀;學生也同樣短視,視大學如職業學校,但求畢業和「搵錢」,這些都是很壞的徵兆,長此以往,香港只會繼續沉淪。
撤科事小,背後的意義事大,商業主義霸道一日不除,大學困局難逃,香港命運難說。



2017年3月5日 星期日

住屋是社會安定之本,房屋政策必須重歸正軌


政府的根本功能在保障人民的生存和生活,除了乾淨的空氣、無害的飲水、最低限度的溫飽,恐怕就輪到居所,因為有適當的居所,人才能展開家庭生活,生兒育女,照顧父母,工作勞累時可以回到舒適和溫馨的基地,家人互相扶持,休養生息,補充能量,然後精神抖擻地再投入工作,與全體市民共同建設美好的社會,可以說,溫飽之外,住屋是社會安定之本。

可惜香港回歸之後,在財勢人等影響下,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誤入歧途,導致今天出現公屋數目嚴重不足和私樓癲價遠離民生水平的局面,住屋困難持續多年,港人的怨憤不斷累積,2014年「佔領中環」表面上是政治事件,但是普遍和難以宣洩的怨憤也許是主要的導火線。讓我們回顧香港政府房屋政策的概略歷史,再談怎樣走出目前的困局,為社會長遠安定創造條件。

1953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 (鳴謝:http://www.hkhselderly.com 
殖民地政府一向不與基層交往,但是1953年石峽尾木屋區大火,超過五萬人家園盡毀,不妥善處理,大有可能造成社會動蕩,政府不敢怠慢,一年後原址建成八幢六層高的「第一型」徙置大廈,安置火災災民,成為多層公屋的鼻祖。1967年社會動亂之後,施政主調是確保社會穩定,政府相繼推出多項爭取華人社會支持的措施,重中之重是1972年展開「十年建屋計劃」,為180萬人提供廉租居所,1976年更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成為居屋業主(註1),社會瀰漫安居樂業的氣氛,此後二十年是香港社會安定的黃金期。

可惜1990年代起,香港富裕起來,時勢讓一批地產商成為富豪,人們欣羡之餘模糊了住屋的概念,「用來住」的房屋變成「投資」的物業,不少人為自己住的單位升值而高興(雖然他們賣掉物業後其實無家可歸),而未能醒覺樓價飇升會對未來置業者造成的困難,少部份「聰明人」則透過投資/投機,藉樓價的升浪而發財,成為新一代富翁,使更多人被「地產」迷倒,視之為經濟新引擎,其中一個是2005年出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在他眼中:「房地產市場是香港經濟的重要基礎,與民生息息相關,對不少市民來說,房屋是他們最重要的資產。」(註2)徹底忘記房屋是市民居住之所的基本概念。

1997年起全球經濟低迷,香港樓價下跌,業主感到損失,地產業淡靜,在財勢人士的壓力下,2002年政府屈服,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孫明揚宣佈9項「穩定」樓市政策,包括:停售居屋,大幅減建公屋,停止定期拍賣土地,由地產商透過「勾地表」控制土地供應,結果土地供應大減。

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年代土地供應萎縮
轉載自許沂光博客 http://bit.ly/2mbiRvB
土地供應減,房屋供應相應下跌,到了曾蔭權執政後期,建屋量不及2002年的四成。香港政府經常說「小政府,大市場」,2002年實際上以政府行為扭曲了市場,結果給地產商鑽了空子,操縱樓價,颷升至普通人不能負擔的「癲價」,地產商得了暴利,市民變相向地產商「交重稅」,成為隱形的奴隸,工商百業則長期捱貴租,大家辛苦勞動的成果都變成地產商及「投資者」的富貴,一則貧富懸殊加劇,二則住屋問題惡化,劏房湧現,成為1960年代滿山木屋的翻版,只不過今次的惡劣居住環境隱藏在多層大廈之內,到了今天,更淪落到「納米豪宅」的黑色喜(悲)劇。


曾蔭權任期末建屋量約為2002年四成
(底圖來源:www.midland.com.hk

2011年,曾蔭權承認政策失誤,導致樓價急升到超出市民負擔能力,同時宣佈復建居屋(註3),但是為時太晚,市民已經形成「地產霸權」和「官商勾結」的印象,導致民怨累積。2012年政府換屆,取消勾地表,從地產商手中奪回土地供應的主導權,積極開展建屋工作,可惜土地供應鏈斷了多年,不能短期內扭轉,建屋又動輒需時數年,五年之間市民看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更不幸的是世界各地游動資金湧港,進一步推高樓價(見2017127文章,註4),「上樓難」的苦惱遲遲不減,焦急卻不斷增加,社會燥動增溫,碰上其他方面的觸動,2015年的「佔中」幾乎是無可避免之事。

為了香港的長治久安,我們市民必須重整自己對住屋的看法,視自住的物業為「家」而不是「投資工具」,不要為價錢起落擔憂,政府則應視「市民有屋住」為己任,以多元方法提供市民能負擔的住屋,如多建公屋和居屋等,同時不應把房地產視為「投資市場」,而應在「雙辣招」之外,增添手段抑遏地產市場的投機成份,如空置稅、資產增值稅、限制外地人購買等。當市場失效,不能供應市民能夠負擔的生活必需品時,我們再不能迷信「自由市場」。

香港房屋政策必須重歸正軌,基礎是視「住屋」為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給某些「聰明人」不勞而獲地賺錢的「投資/投機工具」,正如最近內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註5)所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1     香港房屋委員會網頁 「公屋發展歷程」 公屋發展歷程
2     200810月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8-09/chi/p34.html
3     201110 月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11-12/chi/pdf/Policy11-12.pdf
4     《草雲居》 2017年1月27    「香港人無屋住的根本原因在『地產投資/投機』」